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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11   来源:特色健康网   编辑:健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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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数字红利”发挥更大效用2、大连医改:攻坚“少得病” 围绕健康“划重点”3、激活“数字反哺”的健康效应

让“数字红利”发挥更大效用

在药品领域,“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在守住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用最经济的方式达到最优的治疗效果,进而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动仿制药替代使用,是提高药品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提升我国制药行业发展质量、助力实现“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目标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

共享机制尚未健全

自2016年起,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启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要求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能够一致、临床上可以替代使用。经过长时间的推行,一致性评价工作提升了仿制药质量与疗效,推动了同通用名药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替代使用。

自2018年起,国家医疗保障部门启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要求优先纳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经过多轮次的实施,集采工作推动了一致性评价进程,在降低药品费用与就医负担的同时,提高了临床用药质量。

然而,这两年临床上出现了关于仿制药替代使用的不同声音,有临床医生和患者认为仿制药存在疗效不足等问题。例如,去年冬季全国各地出现大量支原体肺炎患者,在使用或接受不同药物治疗后,部分临床医生和患者提出“国产仿制药的治疗效果不如原研药,存在效果不明显或产生副作用等情况,甚至会带来新的治疗需求,反而造成了医保基金的浪费”。

从数据治理的角度,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3点。

第一,一致性评价数据开放不足,未能取得全部临床医生信任。

根据相关规定,一致性评价需通过体外溶出度试验和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来完成。临床医生由于无法完全了解一致性评价的试验设计方案与最终试验数据,因此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的信任度不高。

第二,后续监管措施待完善,监管数据待共享。

通过一致性评价并不是仿制药质量和疗效的“护身符”。尽管药品监管部门会对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的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进行全链条监督、检查,但是相关监管措施是否足够全面、持续、严格?一致性评价是否会变成“一次性评价”?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合法更换原辅料或者包装材料后,其质量和疗效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这部分数据并未在药品监管、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间共享,更换原辅料或包装材料的仿制药仍然被视同此前产品进行集采、被临床使用,让临床医生和公众产生质疑。

第三,临床使用数据未被及时反馈至药品监管、医保部门。

无论是否通过一致性评价,临床使用数据都是检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的“金标准”。目前,临床使用数据、用药反馈声音并不能顺畅地到达药品监管、医保部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相关部门间政策不协同、信息系统未打通、数据无法共享。

多元参与 融通“三医”

在“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理念指导下,推动仿制药替代使用需体现出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目标一致、分工合作,力求实现围绕中心、多元参与、“化学”融合的目标。其中,融通“三医”数据、实现数据共享至关重要。“三医”数据共享不仅可以提高各部门的监管效率和效果,还可以保障患者临床用药安全和医疗质量。因此,亟待建立健全“三医”数据共享机制。

一要推动药品监管部门共享审评审批数据。建议药品监管部门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向医疗机构、卫生健康部门和医保部门等提供仿制药临床试验、一致性评价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包括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等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医疗机构、卫生健康部门和医保部门等更好地了解仿制药的特性和风险,从而更有效地制定改革政策和使用指南。

二要推动药品监管部门共享仿制药上市后变更审批/备案数据。药品监管部门共享仿制药上市后变更审批/备案数据,有助于医疗机构及时发现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差异,有助于确保患者临床用药安全和医疗质量,有助于卫生健康、医保部门等及时调整优化改革政策,也有助于药品监管部门收集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仿制药再评价。

三要推动医疗机构共享临床使用数据。建议医疗机构利用卫生经济学、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等理念和方法,收集、整理、分析仿制药替代使用信息,并向药品监管、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共享治疗效果、成本效益等数据,进而推动政策完善优化,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

四要推动医保部门共享集采等政策实施数据。建议医保部门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向医疗机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等提供集采政策实施数据,包括中选价格、约定采购量、完成量、结余留用金额等,进而推动医疗机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调整仿制药使用、监管政策。

激活“数字反哺”的健康效应

第一,拓展社交愉悦身心。晚辈教会长辈熟练应用线上社交功能,使老年人不仅能通过线上通讯应用轻松与家人、朋友等保持联系和交流,还可以利用线上社交平台结识新朋友,加入不同的社交群体和兴趣团体,拓展社交圈层,丰富社交生活。老年人加强与家庭和社会的往来和情感联系,有助于减少他们可能存在的社交孤立感和孤独感(甚至是抑郁情绪),帮助他们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保持身心平衡。

第二,开发认知延缓衰老。一方面,晚辈通过“数字反哺”帮助老年人增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助于老年人通过积极解决问题,锻炼大脑的信息加工和分析能力,提升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另一方面,“数字反哺”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富的认知刺激和学习机会,老年人可以通过参加在线课程、阅读电子书籍、玩智力游戏等方式保持头脑活跃,并促进神经元连接的形成和巩固,从而延缓认知能力的衰退。

第三,便利生活保持健康。一方面,老年人通过“数字反哺”学会使用线上购物等实用操作技能,在便利晚年生活的同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数字反哺”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提升他们对数字健康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老年人会更加愿意使用智能健康设备及应用程序来监测血压、血糖等生理指标,及时发现健康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老年人还可以通过远程医疗服务获取在线咨询和诊疗服务,避免因交通不便而耽误就医的情况发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给出去的反哺”与老年人“接受到的反哺”很难做到完美契合。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困难:一是年轻人没空“教”。年轻人进行“数字反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包括教学、指导、反复解答疑问等环节,他们在工作和学习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可能难以抽出足够时间来支持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二是老年人不好“教”。一般而言,老年人的学习和认知能力比不上年轻人。随着年龄增加,大脑功能逐渐衰退,学习能力也随之下降,很难快速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另外,老年人更习惯于传统生活模式,对新生事物可能存在“技术恐惧”心理,对信息资源的驾驭也处于劣势。三是双方“教”与“学”不匹配。在家庭内部,大部分老年人在心理上倾向于寻求子女帮助,但就实际行动而言,老年人的数字需求很难在子女处得到有效满足。在数字接入上,子代经常限制亲代数字应用的种类与数量。在数字使用上,“代理式反哺”现象较为普遍。例如,子女通常选择跳过对具体使用步骤的讲解,直接代为操作。在数字知识上,子代倾向于向亲代传递应用数字技术积极影响的相关消息,较少涉及网络安全等知识科普,风险提示不足。

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提高“数字反哺”的质量与效果,促进老年人更好地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益处,从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

单独依靠家庭力量不足以实现“数字反哺”效果最大化,需逐步完善多主体协同发展体系。

政府重在支持和监督。首先,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经济支持,鼓励“数字反哺”的开展。比如,设立奖励机制或补贴计划,鼓励年轻人帮助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其次,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建设老年人数字教育基地,提供公益性质或低成本的数字技术培训课,为老年人提供数字技能学习机会和资源。再次,政府可通过建立完善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社区“数字反哺”项目等的有效实施和成果达到预期目标,同时鼓励社区定期提供项目报告和评估数据,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工作方案。

社区重在组织和培训。首先,组织老年人建立数字技能学习社群,邀请年轻人担任志愿者或导师,向老年人分享数字技能和经验,促进跨代交流。其次,定期举办数字技术培训活动或工作坊,邀请专业人士或机构提供培训课程。再次,倡导互助文化,鼓励社区内的年轻人帮助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合作。

家庭重在参与和支持。首先,家庭年轻成员应为老年人提供数字技能学习环境与硬件条件。其次,家庭年轻成员需增强自身的反哺意识,继而延伸出更多操作与技能层面的反哺行为,如定期检查老年人数字设备的安全设置,并帮助他们进行更新和调整。再次,家庭年轻成员还可与年长成员一道参与社区组织的“数字反哺”项目,协助老年人参加培训课程,从而加强家庭与社区之间的互动。

此外,培养“数字反哺”双方的换位思考意识,同样至关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增强自身“数字反哺”意识的同时,还要重视老年人的内心感受,给予老年人足够的尊重和关怀。具体来说,在传授数字技术知识时,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语言,避免使用技术性语言,以降低老年人理解难度;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体会他们在数字社会的处境与感受,理解他们的担忧和抵触情绪,不强迫他们接受新技术;重点关注老年人“网瘾”问题与网络安全问题,了解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以及可能导致“网瘾”的原因,倾听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与他们一起制定合理的互联网使用计划,如规定上网时长和活动,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其他兴趣和社交活动,并定期陪伴老年人参与其他活动;保持与老年人的沟通,随时提供支持和帮助解决数字安全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说,应充分表达自身对数字技能学习的需求和意愿,与年轻人坦诚沟通。尤其对于家中子女,保持开放心态,愿意接受子女的指导和帮助,不要因为年龄或技能差距而感到自卑或不安。积极参与学习,主动提出问题和建议,与年轻人共同探讨和解决自己在数字技能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放低自己的心理地位,尊重子女的教导,感谢子女的帮助和支持,努力提高自己的数字技能,创造机会与子女多交流数字技能学习体验和多反馈内心真实感受等。